特别是预谋报复者，其行为具有计划周密、手段狡诈、行为狠毒的特征，常常表现为一种“冷静的疯狂”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每一个人都会在若干时候遇到某些挫折、失败甚至误会，心理健康的人则会采取积极达观的态度，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，弃旧图新向前看；但在偏执心理的支配下，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却会成为纠缠不休的“死结”。一旦生怨便无休止地复制、扩大怨恨，甚至作出不可思议的极端行为。换句话说，在心理偏执的状态下，正常人并不会“记仇”的小事，也会被无端地扩大为“深仇大恨”。
   
    按照心理学的研究，人的行为并不是简单的“刺激－反应”关系，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托尔曼提出：“中介变量”是介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一种变量，代表着反应的内部心理过程。无数事实都证明，相同的刺激作用于不同的人并不会引起相同的反应。关键是接受刺激的个体是不同心理类型和状态的人，正由于不同的“中介”在起作用，表现出来的行为反应也截然不同。正常人可以淡然以对的小事，在偏执畸形程度不同的人身上会作出极端程度不同的反应。笔者认为，心理学更应当重视对有机体内部条件的研究。介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“中介”是客观存在的。限于目前的科技水平，“中介变量”虽然不能直接观察、测量，但是通过实验设计，加以数量化，就可以被人们间接地推断出来。
   
    在人的行为系统中，人的心理类型、价值追求各不相同，这是典型的变量；由于“中介”是变量，表现出来的行为也必定是变量。所以对于某些犯罪动机，我们特别要注意不要以“一般的社会理由”遮掩“个性中的问题”。在街头遭遇民警的盘查甚至发生误会，一时引起某些不愉快，是可以理解的；就常人而言，在提出投诉受到重视但未果时，也会审视自身的问题和原因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化解。可正由于杨佳的偏执心理使然，报复的欲望不断膨胀，半年之后作出了令人发指的暴行。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说，“我认为杨佳有生理背景，也有成长背景，再加上他现在生活状况不是太好。这三个原因都会导致他的人格问题。”人的心理健康是生物学因素、心理学因素和社会-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，面向公众的心理咨询应当增强科学性，国外已经开始研究的“人生危险性评估”（或称“危险人格评估”）也应当在我国起步。
   
    在现代社会，关注人的心理需要不亚于关注物质的需要，人的“心理贫穷”同样会影响社会的稳定。当心理上的“穷困”到了偏执、乃至只有所谓“仇恨”的地步，既害人又害己的极端行为必然出现。犯罪人的报复动机往往起源于私愤，但其报复目标并不仅限于“利益直接相关人”，而出现报复目标泛化的趋势，进行“无差别伤害”。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当大的。在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大背景下，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人性的底线，对以满足自身的“够本”杀戮他人的行为必须严格防范，绝不允许任何超越法律之外的行为。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，社会大众应当更加理性地面对各种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，以理性的姿态积极预防和化解可能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，增进相互理解和包容，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，从而促进社会稳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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